用最谦卑的姿态拍电影!李安:真诚面对自己的脆弱,才有动人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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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安的电影,谈生命在最底层面临的难体、谈每个最难开口的脆弱。他在世界影坛获奖无数,我们总说李安是台湾人的骄傲,而李安又是怎幺看台湾人呢?听听李安说,当我们身处这样外界会不断给你东西的时代,该怎幺拿、比捨更重要。(推荐阅读:十年一觉电影梦,13 部李安代表作品回顾)

李安

从容深邃,宁静致远,部部作品跨越文化,直达人心。唯一两度荣获奥斯卡金像奖之华人导演。

用最谦卑的姿态拍电影!李安:真诚面对自己的脆弱,才有动人作品
(图片提供.电影委员会/汪德範摄影)——出自陈文茜时报出版《我害怕‧成功》

陈文茜: 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,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,让他找到了力量,看见了某些温暖。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,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,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、忍耐和脆弱。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,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,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,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。为什幺你觉得脆弱对你那幺重要?

李 安: 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,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,尤其是在台上时,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,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,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。事实上,我经过很多失败,脆弱是我的本质,但不晓得为什幺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,成为一个成功的示範。

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、容易害怕、容易哭的人,从小碰到什幺事都要哭,一年级时,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,很容易被东西吓哭,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。看电影如果是哭戏,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:「你看,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!」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。小时候,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,但也因为我很瘦小,所以常常很害怕。我在花莲师範附小时,有我怕的事情;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,而且台南公园国小又是大学校,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,我常常很害怕。

初中成长期,我个子特别小,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公分,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公分。到了高中更糟糕,我父亲是校长,但我还是很害怕,不晓得在怕什幺,书也念得不是很好,本心是个很脆弱、很乖的小孩,从来不敢反抗。不过,也不知道为什幺到了四十多岁以后,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,就是很喜欢!上手一个片子以后,才发觉很可怕,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。

而且我的脾气很好,很少发脾气,很认真做我的事,不太能够骂人,因为大家都拚命给我想要的东西!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,甚至有五代、二十年不讲话的家庭聚合起来一起帮我,这种事情一再的发生。台中市、台北市也很帮我,我在台中时,每个人都在看我要什幺。我的职业很奇怪,大家每天都会来问:「你要什幺?」无形中,我做出一些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成绩。

其实在拍「理性与感性」那部电影时,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,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、卡司,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、剑桥、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,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,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,也把它拍出来,还提名七项奥斯卡,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。我常常拍完以后,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,所以,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,但后来我也认命了,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!

陈文茜: 很多跟你有类似机遇的人,虽然也有谦虚的一面,可是久了,往往会觉得时代对不起他、政府对不起他,认为自己怀才不遇,只有愤世嫉俗的面向,为什幺你没有?当然你现在不需要,可是你四十岁之前,很需要,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,为什幺你没有?

李 安: 我不晓得那是我的优点,还是缺点,以前我也曾被女朋友甩过,在当兵的最后一个月收到分手信,也就是被兵变。有两个月我真的很生气,因为在高雄海边当兵没有别的事,但过了两个月,我就觉得她很可怜,一个人在外面发生了变化,不晓得怎幺办,所以我后来一点也没有恨她,因为我大概也不太有能力去恨别人,或真的生气超过两个月。(推荐阅读:有些远路是必须的!接受挫折的负能量心理学)

用最谦卑的姿态拍电影!李安:真诚面对自己的脆弱,才有动人作品
(图片提供.电影委员会/汪德範摄影)——出自陈文茜时报出版《我害怕‧成功》

 

 

我在生气的逆境里有时会找到同情,觉得如果不爱或不原谅别人,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,生气只是别人要做的事跟我们相撞,所以不应该有恨意。恨一件事情时,受最大伤害的其实是自己,不是所恨的人,所以生气就可以了,不必做很激烈的举动!而正好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「君子报仇,三年不晚」,很多仇我都报到了,但不是我自己去报的,是后来事实证明我正好有这个命。

陈文茜: 我很好奇,你一直在西方、东方间来来回回,在不同的题材里,不停的转换自己,但东方或家乡,为什幺使你那幺脆弱?

我觉得我们已经被程式化,就是滋润你、成长你的环境,不管是好的经验、坏的经验,都会深深影响你,逐渐变成我们心里因素的一部分,你没办法选择,也没办法抗衡,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一点。家乡对我就是这样,我没办法解释我为什幺怕爸爸,等到我比他还要强壮、还有名时,我不但怕他,还怕伤到他的感情。也很难解释我跟母亲为什幺会有那些感觉,现在我对孩子也有那种感觉,对家乡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。

在我们十几岁、茁壮以前, 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, 看伯格曼(Ernst Ingmar Bergman)的电影,到后来见到他时,有种感觉说不出来,他叫我做什幺,就去做,对不对都没办法说清楚,好像自己就该如此。对家乡也是有这种感情,当你成长了,开始拍片,可能不会服气那些人,但当你还很纯真、很弱时,吸引进来的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,那是你先天的一部分,我想我对台湾、对家乡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把那些拿出来去破解、戏剧化,对我来讲很难。你要衡量,做为艺术呈现,面对观众,你是否必须公平、真诚,但那时就很难受,内伤比较重,而美国或英国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感觉。(推荐阅读:《迴光奏鸣曲》导演 钱翔:「越过青春线,让生命更张扬的冲撞。」)

陈文茜: 你这幺爱故乡、爱台湾,在奥斯卡金像奖得奖时刻,谢谢台湾、谢谢台中,对故乡的感情那幺深,既複杂又纠结、脆弱,但是,你选择在美国,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电影占有一席之地,要把基础放在纽约、好莱坞。对很多人来说,这是两个不同的结论,你会不会告诉年轻人,愈爱故乡,不见得要留在故乡,可以大胆走出去,不管走出来的答案、地点,只需要勇敢的去闯蕩,故乡永远都会等待你回来,给你很好的拥抱,就像妈妈一样?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惧怕走出去,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?

用最谦卑的姿态拍电影!李安:真诚面对自己的脆弱,才有动人作品
(图片提供.电影委员会/汪德範摄影)——出自陈文茜时报出版《我害怕‧成功》

李 安: 我很害怕大家说「我很爱台湾」,其实压力好重。不管是爱国、爱乡,嘴巴讲已经让我觉得很不自然,因为爱家乡是很自然的事,不需要讲,你本来就会。拿出来讲时,很可能是家乡有问题,或是你有问题!这是真心话,不是谦虚,每次听到「李安爱台湾」、「台湾爱李安」,就会觉得好紧张。像美国开始讲「爱国主义」时,就是国家开始出现问题,会考虑是不是还要住在这边。所以,每次大家讲「爱国」或「爱乡」时,我都会有点紧张,感觉有什幺不对劲。

当初留在美国并不是计划中的事,说来话长,我的书里都有写,是一步一步走到美国,后来我出名了,回到台湾,短期间感受到很多爱,时间一长,也受不了,真的很难在这边生活,因为我可能一条街都走不过去,大家都要找我照相,而我真的想做的事就是拍电影。我应该做的事在纽约反倒比较自由,可以创作,也有我的工作班底,而且纽约是世界的瞳孔,各地资讯都看得到。我既然在那边建立了我的家、工作关係以及工作室,在那边生活就会比较正常。

父亲小时候曾告诉我一个故事,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员外,每天吃一只蹄膀,有一天有个工人走过,说:「要是每天都能吃个蹄膀多好?」因为讲的太大声了,被员外听到,员外就说:「你过来,你说每天吃蹄膀很好吗?好,我现在每天做蹄膀给你吃,你吃看看!」结果吃了一个月,工人也说受不了。有时,我就有这种感觉,在台湾接受很多的爱,多到我自己也承受不了,所以我在外面生活,短期回来,像做主,又像做客,非常甜美,台湾人真的对我很好,通常到好莱坞或到奥斯卡都会受到很多本国人的敌意。

陈文茜: 你有非常大量的阅读吗?

李 安: 没有,我读书很慢,这个部分我要澄清一下,大家说我什幺都能拍,好像我是学者一样,电影就是皮毛,我这个人很奇怪,如果跟拍片没有关係的,就会很懒,下部片和中东有关係,就突然对中东很有兴趣,我的研读也不是靠枪手,但有人会帮我做书摘,让我知道怎幺进入那个世界,进入以后,大概就能分辨好坏,这点我是满厉害的。

陈文茜: 你告诉我你的下一部片是连续剧,内容跟中东有关,你怎幺去準备一个完全不同题材的片子?

李 安: 我会需要简单看一下中东历史的摘录,然后再看看怎幺深入,再将和我剧情有关的部分找出来。现在我们光知道那边杀戮不断,背景如何都不清楚,研究后,我就能分辨好坏真假,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规则,就是拍一个东西要讲什幺,这个原则我知道,做一些片子后,我抓得还满快。例如,今天若要拍一部和「市长」有关的片子,经过两个月的研究思索,我做出来的可能比别人还像,我就是有这个本事。电影其实是一个皮毛,不需要深入到像学者那样,而我能分辨其中的好坏,也就是戏剧上需要的部分,让大家看电影时能够投入,对我来讲也就够了,只要大家问问题时,问不倒我就可以了,一旦拍完后,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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